早报记者 廖阳
勋伯格
肖斯塔科维奇
今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“上海之春”亦有三台纪念会相继上演——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、赵季平《和平颂》、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七交响曲》，两曲来自中国，一首代表欧洲，共同发出反战之声。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王瑞、教授王丹丹也分别带来两场“反法西斯”讲座，纵览中国和欧洲的反战音乐。那么，有哪些名家名曲曾激励困境中的人类携手共进，并肩前行？
中国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本打响侵华战争。中国抗战主题歌曲的创作、传播与歌咏运动风起云涌。丰子恺形容：抗战以来，文艺中最勇猛前进的要算音乐。只有音乐，普遍于全体民众，像血液周流于全身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31年至1945年，中国诞生的抗战主题歌曲有上万首。
黄自《旗正飘飘》
从《抗敌歌》（1931）到《热血歌》（1937），“一代宗师”黄自是中国最早创作抗日救亡题材歌曲的作曲家。
时逢“九一八”事变，黄自有感祖国山河遭敌寇荼毒，欲唤起人民抗敌爱国意志而作出《抗敌歌》；次年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日军突袭上海闸北，爱国将领蔡廷锴率全体将士奋勇反击，黄自为何香凝作词的《赠前敌将士》谱曲，献给爱国将士；不久，黄自又作出四部混声合唱《旗正飘飘》，节奏铿锵，色彩悲壮，被故事片《还我山河》用作插曲，成抗战时期音乐会的保留曲目。
1933年3月，黄自率领音专师生在杭州举行了两场“鼓舞敌忾后援音乐会”，亲自主持报幕，以《抗敌歌》、《旗正飘飘》压轴音乐会。上海《中华日报》评论：“悲壮激抑，闻者奋起。鼓舞敌忾，可谓名副其实矣。
张寒晖《松花江上》
还是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张学良电令部队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挑衅，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。作曲家张寒晖在西安耳闻目睹数十万东北军民的流亡惨象，他到东北难民集中地区走访，听他们控诉侵略者罪行，述说对故乡和亲人的思恋。1935年，张寒晖写出《松花江上》歌词，又以北方女性在坟头的哭诉哀声为素材谱曲。
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前夕，西安爱国青年学生去临潼请愿，张学良前来劝导，学生开唱“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流浪！流浪！”唱出了东北民众的悲愤，亦点燃了抗日烽火，对张学良发动“西安事变”不无推动作用。
冼星海《黄河大合唱》
1938年，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队第三队，从陕西壶口附近东渡黄河。途中，他目睹了黄河船夫与狂风恶浪的搏斗，也聆听了高亢、悠扬的船工号子。次年1月，光未然抵达延安，创作了朗诵诗《黄河吟》，在除夕联欢会朗诵。冼星海听后兴奋表示要为其创作《黄河大合唱》，他在延安一座简陋土窑里抱病连写六天，完成作曲。
延安条件艰苦，冼星海最初只用简谱写就，演出乐器也十分简陋，口琴、笛子、二胡、煤油筒都用上了。1975年，指挥家严良堃等人据此重新配器，经中央乐团演奏传播力甚广。抗战时，《黄河大合唱》是鼓舞人民战斗的号角，抗战后又成为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强大凝聚力。尤其是《保卫黄河》“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”一起，常常唱者激昂，听者落泪。
5月16日上海之春，上海文广合唱团、香港中文大学合唱团、台湾新节庆合唱团将再把此歌唱响。
赵季平《和平颂》
如果说《黄河大合唱》是前人在战争年代对和平的向往，《和平颂》便是当代作曲家在和平年代对战争的反思。
2002年，赵季平受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之邀写纪念音乐，艰难写作历时3年。大概只有民乐才能尽现30万亡灵的悲吟，《和平颂》共分五个乐章，胡琴、琵琶、中阮、大阮，或颤抖或柔曼的器乐音色，有女性对日寇暴行的控诉，亦浸透着抗争的不平意绪。赵季平将中国歌谣“茉莉花”贯穿五个乐章，最终落脚点，还是放在呼唤和平上。
5月1日上海之春，夏飞云指挥上海飞云民族乐团、南京民族乐团献演此曲，赵季平登台感言：“作为作曲家，我有责任用音乐祭奠那些在日寇铁骑践踏下逝去的人们。”
欧洲
1930年代，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，极力推动一整套与政治机构相适应的文化体系。许多犹太音乐家遭受灭顶之灾。他们的音乐会被粗暴取消、禁演，许多音乐家被赶出德国，更多人主动踏上逃亡之路。即使是“日耳曼”血统的音乐家，活得也并不舒坦。他们不能自由创作，作品要受严苛审查，必须以友好姿态与纳粹“合作”。而更多人，选择以笔为武器，在乐声中挞伐战争。
梅西安《时间终结的四重奏》
1941年1月，德国冰天雪地的战俘营中，300多名战俘与卫兵挤在一块听音乐。台上四位演奏者，一位弹钢琴、一位拉小提琴、一位拉大提琴，还有一位吹单簧管。他们手中的乐器都是从战俘营里勉强找来凑合的，弹钢琴者正为作曲家梅西安本人，演奏曲目是他在战俘营里写的《时间终结的四重奏》。
乐谱扉页写道“献给时间终结的天使，他把手伸向天空并宣告‘时间将不复存在’”。描绘了上帝再临的终极审判，一方面启示救赎，另一方面又充满了对现世毁灭的恫吓。梅西安日后追忆起战俘营里的演出，还说：“从未有人如此全神贯注地聆听我的音乐，如此心领神会。”
肖斯塔科维奇《第七交响曲》
“肖七”大概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反战音乐。1941年6月，德军进军苏联，开始对列宁格勒长达872天的灭绝式围困。肖斯塔科维奇对家乡满腔热忱，1941年7月，他在空袭声中开写肖七，乐曲先后在古比雪夫、莫斯科、纽约首演，但唯有在列宁格勒的首演才让后人铭记。
当时的列宁格勒满目疮痍，城中唯一乐团——列宁格勒广播交响乐团仅剩十几名乐手，而肖七却需要至少80名乐手。乐团申请从战场替换下部分从戎的乐手，又从全市招募了一批有一定演奏水平的市民，连指挥家卡尔·埃利亚斯贝尔格都拖着病体走遍全城医院寻找乐手。1942年8月9日，《第七交响曲》终在列宁格勒音乐厅首演，同时通过电台、扩音喇叭传到列宁格勒每个角落，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。截至1944年突破封锁，此曲共在列宁格勒演出逾300场。
5月7日上海之春，圣彼得堡交响乐团也对“肖七”做了最原味的呈现。
勋伯格《一个华沙的幸存者》
勋伯格，奥地利犹太人，1933年被纳粹谴责音乐“颓废”而前往美国，一生创作多部反法西斯音乐。1947年的《一个华沙的幸存者》，是一部为朗诵、男声合唱和管弦乐队而写的戏剧性康塔塔。作品据一位华沙犹太集中营幸存者的口述写成，在他生存的犹太区，曾有40多万犹太人丧生。
勋伯格当时已72岁，创作却只花了12天。该曲成功运用“十二音体系”现代音乐技法，从三个不同角度描绘了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场面：除了纳粹军官的怒骂和命令用德语“喊叫”，叙述者的宣叙性朗诵始终用英语“吟诵”，合唱歌曲《听吧，以色列人》则以希伯来语“齐唱”，几个世纪以来，这都是犹太殉教者最后痛苦时刻的祈祷。
潘德列茨基《广岛受难者的挽歌》
潘德列茨基是二战后最活跃的波兰作曲家，其作品有不少现代音乐“嘈杂”的技法，带给听者感官上的不适，也让人焦躁不安。
1960年，潘德列茨基为二战死难者创作了《广岛受难者的挽歌》。52件弦乐器被分为几十个声部，开头即是弦乐器尖利的啸叫，轰炸机强劲的发动机推动着飞行的钢铁堡垒；接着是低沉的防空警报，宣告灾难的逼近；炸弹的尾翼滑破空气，发出锐利声响；一片寂静中猛然响起全体齐奏，那是原子弹爆炸时的轰鸣……整曲塞满了密集音簇，弦乐器大量运用切分音划奏，制造出渐进惊悚的效果，像在胸口放了重铅，极尽刺耳和怪异。
布里顿《战争安魂曲》
首演于1962年的《战争安魂曲》，是本杰明·布里顿为考文垂圣马可大教堂重建而作的大型合唱与管弦乐作品。
考文垂圣马可大教堂建于14世纪，1940年毁于德军空袭。二战后，英国在废墟遗址旁重修了一座新教堂，布里顿即受邀为新教堂落成作乐。除拉丁安魂弥撒的固定经文，布里顿还插入了9首诗人欧文抨击战争的诗。作为英国陆军士兵，欧文曾在一战写下大量反战诗文，却在停战协议签订前一周牺牲。布里顿也将《战争安魂曲》献给四位挚友，其中一人自杀，另三人皆死于二战。
考文垂大教堂废墟中现安放了一座“人类和解”雕像，一男一女对跪拥抱，意寓消泯恩仇和解。雕像由一位英国女艺术家90岁时创作，二战结束50周年时被捐献给考文垂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