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期：2015.03.20 作者：周敏娴 来源：文汇报
■本报记者 周敏娴
乍暖还寒的初春，著名音乐家孟波因病医治无效，于3月16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，享年99岁。
6年前，在上海大剧院举办的《梁祝》50岁庆生晚会上，时年76岁的何占豪教授走上舞台，向当时93岁高龄的孟波先生深深鞠躬谢恩。“如果没有孟波，就没有《梁祝》。”《梁祝》作曲者之一何占豪曾数次这么说。
时间回到半个多世纪前，1959年5月27日的下午，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在上海兰心大剧院奏响。鲜有人知，若不是当年孟波的一圈一划，在中国音乐史上荡气回肠的这曲《梁祝》或许根本无缘面世。
力排众议选中《梁祝》
1958年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的“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”集聚了何占豪、丁芷诺等一批有志青年学生。为了向国庆10周年献礼，小组成员准备创作一部小提琴协奏曲。经反复讨论，最后报了3个题目：《大炼钢铁》、《女民兵》与《梁祝》。鉴于当时的大环境，排在末位的《梁祝》原本只是凑数，但组员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时任学院党委书记、副院长的孟波，却偏偏在这个“备胎”旁打了勾。
孟波的选择遭来非议。有人认为，《梁祝》宣扬才子佳人，与时代氛围格格不入。而孟波却坚持了他的选择，很多年后他才公布了自己的心路历程：“我之所以选择《梁祝》，并非出于政治上先知先觉识破‘浮夸风’，而是因为纯粹出于对音乐的理解”——小提琴纤细、柔软的特性，很难表现大炼钢铁这类题材，但表现《梁祝》这样委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反倒相得益彰。孟波同时坚持的还有：音乐家只有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，才能写好作品。《梁祝》作曲者之一何占豪在进音乐学院之前，曾担任浙江的一个越剧团乐队的二胡演奏员，他熟悉越剧音乐，孟波相信让他来给《梁祝》编曲再合适不过了。就这样，孟波力排众议，用一句“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殉情，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意义”驳回了质疑声。
那时的何占豪只是小提琴专业一年级的学生，且从未学过作曲。孟波爱才，向副院长、作曲教授丁善德“求助”，丁教授则推荐了作曲系四年级的高才生，有“四只音乐眼睛”之称的陈钢“驰援”。
青年们很快拿出了初稿，谱写了“相爱”、“抗婚”、“投坟”3个段落，尾声是“投坟”之后第一主题“怀念”再现。一曲终了，孟波建议增加一段“化蝶”，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、亮些。“这才是最强烈的反抗。”他当时这么说。这一改动，不仅规范了交响作品的艺术架构，而且也使得协奏曲的主题得以升华。点化作品，赋予其灵魂，只有孟波这样思想与艺术两“家”的集大成者才能做到。
建议举办“上海之春”
春天，象征着美好、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。这也是如今已一年一度的“上海之春”国际音乐节名字的由来。
1956年，孟波时任中国音协党组书记兼秘书长，曾发起组织举办“中国音乐周”活动。该音乐周曾选择“五四”以来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及其作品来排练演出，当时全国各省市来京参加的音乐工作者达4500余人。
之后，在“中国音乐周”经验的基础上，结合上海情况，孟波提出举办以上海城市为依托、并以春天季节为寄托的音乐节，以此来推动音乐创作、评论，促进新的人才成长。这个美好的建议成为现实：以孟波为主任，贺绿汀、丁善德、钟望阳、黄贻钧为副主任的“上海之春”音乐节常设机构成立了，同时，由南京大戏院改建成的上海音乐厅成为《上海之春》的主要演出场地。
1960年5月，“上海之春”的第一声乐音在上海音乐厅奏响。传承至今，已成为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和享誉海外的中国音乐盛事。不下六七百部（首）在我国音乐史、舞蹈史上留下印记的传世之作通过“上海之春”这一演出舞台为观众熟识——久演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（何占豪、陈钢）、管弦乐序曲《红旗颂》（吕其明），还有交响乐《长征》（丁善德）、交响诗《人民英雄纪念碑》（瞿维）、第二交响乐《抗日战争》（王云阶）、交响乐-大合唱《英雄的诗篇》（朱践耳）、第一交响乐《东方的曙光》（施咏康），以及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等，数量相当可观。